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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安良出任中保投资首任总裁
近日中国保险投资基金管理人——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中保投资）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，通过了聘任徐安良为公司总裁的议案。此前，中国保监会党委已任命徐安良为中保投资党委副书记，副主席梁涛等赴中保投资宣布了这一任命决定。
徐安良毕业于南开大学，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，拥有审计师、注册会计师等专业资格。长期在深圳工作，历任深圳市发改委主任、市政府秘书长、政府副市长等职。业内人士认为，深圳经济特区先行先试、改革创新氛围浓厚，徐安良政府工作经验丰富，且主管金融，专业能力突出，其加入将有利于增强中国保险投资基金的投资和创新能力。
每一次官员辞职的消息都会引发公众的强烈关注，近年来，万众创新创业正逢其时，不少官员转换“跑道”投身市场，追求体现“人生价值”。
回顾：三次辞官下海浪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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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：80年代中期
1986年初，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叶康松毅然辞去了自己的官职，承包了一片山地，被媒体称为“弃官下海第一人”、“改革开放的弄潮儿”。
在这次下海潮中，一些职位较低的官员们成为了中国官场第一批的“下海”者，而且大多是“半下海”。所谓“半下海”，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，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，于是有些官员平级调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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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：“南巡讲话”后
1992年邓小平“南巡讲话”后，辞官下海掀起第二次浪潮。这一拨人比1980年代中期的下海官员，无论在学历、经验、官位上，都高出不少。
人社部的数据显示，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，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。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冯仑、郭凡生、陈东升、田源、王运正、毛振华等，他们今天都成了市场弄潮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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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次：2000年以后
据新华社报道，从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，全国各地(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)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辞职“下海”。
与前两次不同的，这批“下海”的官员大多身居要职，而且去向基本都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控股的上市公司；“下海”的方式也不再是过去的停薪留职，而是辞职或提前退休。
代表人物包括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、林佩云，江苏东台市原市长王小平、上海虹口区原区长程光、琼海市副市长王文进等。他们中大部分人辞职后都步入企业高管行列，也有一部分人自己创业。
那些辞职下海的官员们
据悉，新一轮“下海”的官员，很大一部分是自信在廉政和能力上较为出众的人，他们并非是在官场上混不下去了，而是怀着“换一种人生(活法)”“追求自身人生价值”的个人想法而主动投身于商海的挑战。
山东菏泽原副市长张毓华
2015年6月，山东省菏泽市原副市长张毓华，下海出任太平洋财险深圳分公司党委书记。
上海浦东新区原副区长
2015年7月，曾长期在上汽集团任职，后来担任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的丁磊，下海担任乐视超级汽车联合创始人。
江苏省东海县原党委书记冒惠萍
2015年7月，江苏省东海县石湖乡原党委书记冒惠萍辞职。并前往无锡江阴的新单位报到，正式就任上市公司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。
上海证券交易所原副总经理刘世安
2015年8月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世安离职，赴任平安证券总公司高管职务。拥有交易所工作背景的刘世安加入，无疑是为平安证券如虎添翼。
国家 卫计委、发改委原副司长刘殿奎、张明伦
2015年8月，国家卫计委体制改革司原副司长刘殿奎、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原副司长张明伦一起下海加盟阳光保险。
山东济宁原市长梅永红
2015年9月9日，华大基因正式宣布山东济宁原市委副书记、市长梅永红将加入华大基因，并出任深圳国家基因库负责人。半年之后，梅永红又多了一个新头衔——华大农业集团董事长，将带领华大农业集团实现华大基因在农业领域的战略布局。
西安市副市长段先念
2014年2月，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段先念，被任命为华侨城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，总经理。2015年5月，试用期已满，予转正。2016年2月，任华侨城集团公司党委书记。
总体来说，经济领域监管部门下海的官员最多。例如，证监会的人才流动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。
根据统计，2014年全年证监会约有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，2015年有20多位证监系统干部离开，其中大多数投身市场机构。
有分析指出，证监系统的处级以上官员离职之后，往往会进入基金公司、券商、私募等机构担任高管，年收入可以达到几百万，远远高于在证监会系统的收入。
他们为什么放弃“金饭碗”
辞职原因是公众关注的第一个问题。其中，收入低，晋升难，为了圆梦和“为官不易”等四大原因，是普遍被提及的。
梅永红辞职后，并未进行过任何公开表态，但他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一次关于公务员收入的访谈，迅速被各媒体翻出，作为其辞职的“注解”。梅永红当时对媒体说：“如果把公务员理解为一份职业的话，中国哪有这样的职业？济宁市有800多万人，GDP 3800多亿，但我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，才7000一个月，谁相信啊？下面的县委书记、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，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。”
当然，也有官员明确表示辞职和收入有关。2013年7月，28岁的四川省古蔺县石宝镇副镇长赵光华“高调”辞职，在当地论坛《我为什么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》，一时引发公众高度关注。赵光华直言，当时最大的困扰是收入不行和上升空间有限。“有多大的权力，就有多大的责任。过去，压力和责任非常大，与之相应的，收入却不高，基本上是风险大而收益固定。我当时想，到社会上起码风险越大，收益可以越高。”
去年5月，30岁的黄艳辞去了湖北省秭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一职。她说，一个月的工资是2000多，算上各种福利，每年拿到手的钱大概是五万到六万，“没有隐性福利”。自己的工资，与从事IT行业的丈夫相差甚远，甚至比不上他缴的税。
除了收入低，晋升难也是被经常提及的一个辞职原因。2010年，25岁的黄艳参加了宜昌市公开招聘科级干部的考试，于3000人中竞争200个名额，最终入职宜昌市秭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成为“黄副局长”，副科级。“年轻人都很想做些事情，不是怕吃苦，只是吃了苦希望有点回报。但我们的晋升渠道很狭窄。”黄艳说，“我们当中特别优秀的人，两三年就可以"扶正"，只能说我没那么优秀吧。再者当下选择也很多，不一定做行政工作一路干到底。”5年后，黄副局长选择了辞职。
实现梦想，是辞职官员经常提起的另一个原因。2014年12月，33岁的北京大学毕业生、湖南省临澧县副县长刘涛辞职返回农村老家，通过流转租赁了100多亩土地，发起成立了三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，在当地建起了红心猕猴桃种植示范基地。去年6月，《湖南日报》刊发《副县长辞官当“农民”》一文，对刘涛辞职返乡创业一事进行报道。刘涛说：中国不缺公务员，也不缺副县长，辞职是为了回归初心。“这些年在基层工作，看到我们的农村还不够富裕，希望自己能为中国的农村、农民做点什么。”
2013年8月，41岁的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去公职，担任格力电器副总裁。据媒体报道，他曾群发短信告知亲友自己的工作变动，称“在"中国梦"的感召下，应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邀请，我近日已辞去公职，告别曾经战斗20年的公安岗位，前往珠海格力电器任职”。
2014年12月，51岁的湖南省益阳市政协副主席陈延武辞职。陈延武是医学硕士，长期供职于当地医疗卫生系统，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2009年当上益阳政协副主席的时候就萌生了辞职的念头，自己的梦是中医梦，“自己更适合当医生。”
2014年7月，浙江省平阳县副县长周慧辞职。一篇据称是周慧的辞职感言在当地网站流传，称“每个人都应该遵循内心的想法去选择自己（想要）的生活，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，能自我掌控的生活。”
尽管理由各自不同，但小编认为，不管他们的选择是什么，去职者渐行渐远，在职者应忠于职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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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资料：中新网、《中国经济周刊》
编辑/排版：林蕙萱
内容转载自公众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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